有抱负的仲裁员知道，要进入仲裁俱乐部并且获得良好的仲裁工作，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也很困难。在过去仲裁员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们在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名声，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或两个协会。
如今，有认证的课程，个人可以报名学习仲裁程序和如何写一个裁决。成为公认的国际仲裁机构的一员绝对有助于开启一个人的仲裁生涯。我完全赞成在仲裁员中保持高标准。
在我担任足球仲裁法庭的一名仲裁员期间，与另外两名仲裁小组成员在听证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时我担任主席，有时担任成员。
这教会了我关于决策的过程，以及执行公正地听证重要性；如何保持中立和公正的态度；如何控制公平公正的诉讼程序；如何听取证人的意见并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评估；如何才能和同僚认真地讨论证据和法律结果以达成共识。
执行仲裁听证需要有类似案例的处理技能和对仲裁规则、程序深入的理解。最后一点，归根结底是运用常识进行公正地听证，并恰当地将相关的法律应用于所提供的证据中。
然而，我注意到，在能被邀请担任仲裁成员的名单上，很少有不同背景的成员。
那么，为什么缺乏多样性呢？
我经常听到的回应是，有不同背景的人不会为面前的机会积极争取，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要么太年轻，要么经验不足，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任命，要么仅仅是不符合条件。
我相信一个性别、年龄和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仲裁小组有助于产生高效的商业仲裁。在作出深思熟虑的仲裁裁决前，小组成员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文化智慧。
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仲裁小组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对罕见的商业仲裁也很熟悉，尤其是在东南亚，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例如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由一名普通的翻译协助（如普通话）。
例如，一个政党的律师用英语发言，另一个政党的律师用中文发言，这并不罕见。大多数仲裁员都更喜欢单一的语言来进行仲裁和呈现裁决。
鉴于在澳大利亚（比如来自中国内陆的）争议双方是亚洲背景（比如来自中国内陆的）的商业纠纷数量的增加，一个由亚洲人（比如来自中国内陆的）组成并担任主席，也可以用英语交谈和写作，一个澳大利亚人（我指的是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和一个亚裔的澳大利亚人构成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仲裁小组，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推广方式，比如说，澳大利亚墨尔本作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所在地。
这是一个“三种文化于一个仲裁小组”的模式，这个模式确认了文化多样性的战略形势，而且保持了平等主义的澳大利亚文化。
最近的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正变得比欧洲人更加亚洲化。如今超过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居民出生在海外，这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多数出生在海外的人来自亚洲，而不是欧洲。我相信，在仲裁员被任命听证国际商业仲裁案件，具有积极性颠覆性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澳大利亚，将英语作为仲裁的唯一语言的旧模式，以及任命一个具有相同背景（即英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仲裁员小组，可能不再对纠纷各方有吸引力。
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新的范式来适应和满足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商业纠纷带来的各方人口结构的变化。律师提出仲裁员通常选择他们熟悉的人，而体制性的仲裁机构可以通过保持多样性份额的平衡，从相应的文化背景中的合格的仲裁员名单中推举出一名成员。
这种“三种文化于一个仲裁小组”的模式可以鼓励来自澳大利亚或海外的各方更多的使用商业仲裁程序来解决他们与具有相同或不同文化背景的对方之间的商业争端。仲裁需要至少包含一个精通亚洲语言的人。
例如，仲裁的语言可以是中文，但被呈现的裁决可以用英语（在澳大利亚法院执行），并将该裁决适当的翻译成中文。
经公众认可的口译者可以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反之亦然。这“三种文化于一个仲裁小组”的模式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争议各方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他们的国家主要是有两种语言，即英语和“亚洲”语言。
与诉讼相比，仲裁并不是简易一个的程序。然而，“三种文化于一个仲裁小组”的模式可能会更快，因为纠纷各方可以自如的运用自己熟练的语言，但同时也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下，英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和所有的裁决一样，他们将保守当事人的隐私，从而使他们能够挽回面子。同时争议的双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可以信赖澳大利亚的一个稳定和一致的仲裁判例，并且可以寻求澳大利亚法院的干预，如果在澳大利亚申请上诉或执行裁决。
“三种文化于一个仲裁小组”的模式很容易应用于专门的仲裁，但也可以在体制性仲裁制度下工作。然而，律师、政党和体制性的仲裁机构仍在努力采取一种新鲜的范式。作者：William Lye, OAM
威廉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执业的一名律师。他拥有澳大利亚创业学院，斯威本理工大学的创新与创业的硕士学位，且拥有莫纳什大学的法律硕士学位。他是西密歇根大学Cooley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兼维多利亚大学Zelman Cowen中心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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